蒋述卓：纵谈广东文学，横观文人书法
蒋述卓:1955年生，广西灌县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等，《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文学研究》等杂志编委。
学术著作有《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山水美与宗教》《宗教艺术论》《在文化的观照下》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及文艺批评文章200余篇。
高世现：您作为—个文化学者、批评家，连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作为作协的领导，您是如何把控或开创广东的整盘文学格局的？
蒋述卓：广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主系之一，它是极其丰富的。广东的文学创作也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近一百年来，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倡导，都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代的文学家人才辈出，像“战地文学开拓者”邱东平，潮汕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他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之一，其执导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多部影片轰动海内外，创新了当时电影票房的纪录，其中《渔光曲》于1935年荣获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当代的像秦牧、陈残云、金敬迈、章以武、岑桑、陈国凯、刘斯奋、吕雷等人物都是响当当的。
我作为评论家的身份，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主要是想要从全面来把握广东的文学创作的态势，给广东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份助推之力，推动广东文学继续向前进。既然组织把这个重任交付于我，身为一名作协主席，我理应做全面的协调，包括对做重大题材创作、深扎计划的推动，对粤派评论的推动，等等。
最近我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主编“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去年出了一本香港和澳门作家的作品。“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延续粤港澳文学交流互动的一个尝试。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尽管文学体制不一样，但源头都是岭南文化，共享相同的文化资源，三地文学可以互鉴、互动、互补，创造新的文学样式，新的文学观念，形成大湾区的文学特色。从文明进程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共建人文湾区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世界级湾区大都市的缤纷万象，城乡分野的日趋淡化，城市反哺乡村建设，诸如此类，作家们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写作题材。创造出真正具有革新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学潮流的作品样本，我觉得广东文艺创作者应该有这样一种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从目前来看，作品成绩还是不错的，去年曾平标写的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报告文学是广东的一个特色，杜埃《沸腾的乡村》、司马文森《汪汉国的故事》、吴紫风《写在泥地上的诗》、草明《鞍山的人》、秦牧《复员军人杜美宗》、林元《渤海湾的浪潮》、欧阳山、周方场、张涛、关振东《严重的斗争》、林元《访战后朝鲜》、黄药眠《朝鲜——英雄底国度》、黄谷柳《战友的爱——朝鲜通讯报告集》、仇智杰《青春路》、杨冠英、郁茹《阳春三月》、李钟声《囚徒——一个剧作家的遭遇》、艾蒲、向明、郭光豹《爱情的凯歌》、陈安先《香港九七回归》、张波《1997，驻军香港》、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魂》《生死一线》、陈启文《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等，无不深刻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性，在不同阶段熠熠生辉、可圈可点。白岚、孙辑六、廖永铭、王伟、陈培学、段雨生《欧阳海》、岑桑、王伟轩《向秀丽》、廖琪《庄世平传》、贺朗《蔡廷锴》、涂俏《袁庚传》等作品成功塑造了系列人物形象，为广东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针对报告文学，今年六月份我们开了一场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我们还在暨南大学专门成立了报告文学研究院。
而围绕广东本土重大的题材、事件，包括改革开放等重要主题，广东文坛这些年来在各个文学门类取得的成绩还是不少的。小说方面，有庞贝的长篇小说《无尽藏》、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张欣的长篇小说《千万与春住》等；长篇报告文学方面，有杨黎光的《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刘迪生的《南国高原》、张培忠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等；还有塞壬、黄金明、杨克、郑小琼等人的散文、诗歌作品，都在全国引起了众多关注。最近我们还在全省开展了“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推进乡村题材的创作，我们从去年开始派了十位作家扎根到乡下去，像熊育群、王哲珠等人，到乡下去挂职两三年，主要是想写出广东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高世现：据我所知，您这几年—直在建构“粤派批评”的学术谱系，梳理广东百年来的批评文脉，既有历史，也有当下；既有名家，也有新貌；颇有学术的气魄和野心。
蒋述卓：对，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粤派评论丛书”，就是我与陈剑晖主编的，目前已经出版了二十八本。比如前期的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黄药眠、梁宗岱、萧殷、钟敬文、秦牧等，此部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套丛书一共要出五十本，计划今年再出十本。今年出的是当代学者的文集，这是根据学术发展脉络和相应成就择优选择的。当代广东学术格局宏阔，涉及学科丰富，比如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黄修己的文学史研究，郭小东的中国知青研究，陈剑晖的散文研究，宋剑华对经典的阐释重构，姚新勇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还有我的的文化诗学研究，等等，都是学界公认的代表。我们还打算收录一批70后、 80后年轻评论家的作品，展示“粤派批评”的新锐力量，如谢有顺、陈培浩等等。还有江冰的“80后”文学研究，柳冬妩的“打工文学”研究，都各有专攻，各擅胜场，且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年轻一代学者当中，有的已名满天下，有的则崭露头角，总之，他们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批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生力军和骨干。“粤派评论丛书”作为打造“粤派批评”的第一张名片，必须体现出对未来的关注和关怀。
我曾在不同场合阐释，“粤派批评”不是一个狭义的学派口号，它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概念，如果要从总体精神气质上进行概括，创新、务实无疑是首要的。而表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面，“粤派批评”可以归纳为这样四个词：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在收入这套丛书的作者时，我们也大致按这个标准取舍。这套丛书之所以能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专项资金顺利出版，与广东近年重视文化艺术与学术研究的大环境密切相关，系统整理100多年的学术成果是一项大工程，需要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我们很幸运地抓住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高世现：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书法是中国美学的基础，文人书法是具有文人气的书法，文人气的核心就是书卷气。您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是如何看待文人书法的？
蒋述卓：在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里，各门艺术都是相通的。在古代，诗画同源，诗书同宗，他们的手札、手卷、手稿，这些私人性的毛笔书写，都带有他们独特的思想表述、情感传达，蕴含了太多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比如王羲之的《十七帖》是手札，比如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是手札，苏东坡最为精彩的墨迹还是手札。这说明，贯穿中国书法史最为精美的表达，是中国文人在工作与思考中留下的信函与诗稿。历史上的文人，历来都是全才，像苏东坡能写诗写词，还能书法画画，所以过去各个朝代的官员都是有文集、诗集和书画集的。
书法在过去是一种平常的书写工具，它最早是实用性的，慢慢地从实用再演变成艺术。像最初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用专门的青铜刀直接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都是技师刻字，类似工匠，当时它并不算是一个艺术品。篆字为什么会慢慢发展成为草书行书呢？因为人们开始追求写字的速度，字开始慢慢被简化，同时写字的载体也从笨重的竹简换成轻便的纸张。如今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们普遍开始使用电脑，依赖打拼音和五笔，越来越多人忘记文字的书写，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去写书法和使用钢笔，其实这对文化是有损害的。科技的向前发展一方面能让文学艺术传播地更快，但另一方面它也损害了我们在艺术表达过程当中的愉悦。写字的快感没了，像以前的张旭写书法写到尽兴之时，直接拿头发当笔写大字。现在有人将其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故意的夸张，早已不像以前那种很自然的状态。像怀素以前在芭蕉叶上写字，那是他买不起纸张，他每天取芭蕉叶当纸在上面练字，如果我们现在再用芭蕉叶来写字，那就是表演。
每一个艺术品必定是有它的生命光芒，具体到书法而言，包括我们赏析它的内容、结构和表达。像颜真卿的《祭侄稿》，它里边是有文学价值的，他写时涂涂改改是文字随着感情在流动的，如果我们现在写手札的时候故意去涂涂改改，那是两码事了。我们现在有的人为展览去写大字，确实是很有气魄，但是却透露出一种做作。古人写手卷是把写小字当做一种风雅，是供少数人把玩的。写大字是追求视觉冲击，写小字也不能说没有视觉冲击，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为展览去写书法，还是要为了艺术，为了审美，为了展示文化修养，去创作书法。像吴湖帆、贺天健、来楚生、陆俨少、沈尹默、张元济、陈声聪等等，都是国学修养甚高的书画家，沈尹默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于右任在行政院供职，他们从事的社会工作、专业与书法无关，他们也都有诗文集。文人的书卷气充溢他们的书法作品之间。现在很多人办展览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作品推向市场，然后卖到更高的价钱。现在的书法家号称自己的书法多少钱—平尺，实际上有很多是虚的。书画家要独具匠心，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在书法领域立住脚。
书法的发展，为什么每个朝代的书法都不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讲，它要往前推进，就表现为各个时代的风格。像晚清时候的何绍基，他写字功底扎实深厚，但又有自己的创造，不受传统的束缚，神采腴润飞动；像弘一法师的字写呈现出笨拙的形态，但是他的字也很有味道，但是现在很多人故意摹仿去写丑字，以为这个就是最好的，他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去理解，而是刻意去模仿，那反而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我认为，临摹是需要的，但是临摹到一定程度之后，要形成自己的个性，才能构成自己的风格。齐白石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其中蕴含了艺术的审美规律问题，我们需要遵从这规律。
